古寺佛樂文化

佛教逐漸從不同的方向傳入中國。根據(jù)學者的研究，大約有三條主要路線：印度、絲綢之路、中亞、海上絲綢之路、中南半島、西南絲綢之路和緬甸。大約在東漢初年（公元1世紀）傳入中國大陸；傳入邊境和沿海地區(qū)的時間仍難以詳細測試。

佛教傳入大陸后，最初與道教和巫術相結(jié)合，信徒大多是貴族。到東漢末年，在洛陽翻譯佛經(jīng)的外國僧侶包括安息(今伊朗)人安世高、安玄(居士)、天竺(今印度)人朱佛朔、月氏人支婁加預言、黑曜石、康居人康巨、康孟祥等。月氏族(或?qū)懽髟轮?原住在甘肅敦煌，部分在公元前2世紀遷至大夏(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)，歷史上被稱為大月氏族。中亞巴爾喀什湖與咸海之間的康居國。如果這些早期的翻譯僧侶帶來佛教音樂，除了朱佛朔，其他人大多傳授受各自民族或地方音樂影響的佛教音樂，而不一定是真正的印度佛教音樂。

東漢末年以來，社會長期動蕩不安，統(tǒng)治階級大力提倡宗教麻醉人民。因此，到了魏晉南北朝，佛教逐漸在人民中流行起來。早期傳入大陸的佛教音樂大多是西域的佛教音樂。印度或西部的佛曲和中原的語言和音樂傳統(tǒng)都不能完全適應。南朝梁僧慧嬌說：梵音重復良由，漢語單奇。如果用梵音唱漢語，則聲音復雜，詩歌(一種頌詩)促進；如果用漢曲唱梵文，韻短而詞長。傳來的佛曲不能用中文翻譯或創(chuàng)作的歌詞，而必須用中文歌詞在中原傳教或化緣。面對這種情況，僧侶們只使用民間音樂、改編的佛曲或創(chuàng)作新的佛曲，從而產(chǎn)生了中國的佛教音樂。此后，中國佛教音樂的發(fā)展非常復雜。一方面，它不斷吸收和借鑒佛教音樂，另一方面，它不斷創(chuàng)作和補充新的佛教音樂，而后者是主要的。

在印度，所有的歌唱法語都被稱為白。在中國，詠經(jīng)被稱為歌唱和閱讀，歌唱贊美被稱為梵語。歌唱和梵語有區(qū)別。也許前者指念經(jīng)的諷刺和背誦，相對單調(diào)；后者指的是歌唱和贊美的歌唱，具有很強的旋律性。中原佛教寺廟在南北朝流行的梵語口音有三種：

（1）佛教傳說：曹植品嘗漁山，突然聞到梵天在空中的聲音，優(yōu)雅而悲傷，復制它的聲音，寫作為梵天白。曹植不相信佛陀。當然，這個故事是出于偽托，但可以表明有這樣一種梵天的聲音很受歡迎，可能具有洛陽音樂的特點，即傳統(tǒng)和諧歌曲的特點。

(2)南朝齊朝陵墓王蕭子良曾招名僧，講佛法，造經(jīng)貝新聲。梁武帝更加相信佛曾創(chuàng)作過《善哉》、《天道》、《仙道》、《神王》等十首歌詞。他們創(chuàng)作的梵白新聲大概有清商樂中江南吳歌的特點。

(3)當時又有西涼州，源出關右(函谷關以西)，流于晉陽，今天的《面如滿月》也是。這是西部地區(qū)的梵白聲腔。

以上三種梵語聲音代表了中國佛教音樂的三所學校，當然還有其他學校。由于它是梵語的聲音，它或多或少意味著印度或西部的佛教音樂，但它突出了中國音樂不同學校的特點。

佛教在北朝北魏更加繁榮。《魏書·釋老志記載：今天的僧寺無處不在。或者比滿城中，或連溢屠宰之肆。梵唱屠音，連檐接響。屠音是浮屠(佛教)之音-佛教音樂。北魏原建都平城(今山西大同市)，云岡石窟寺至今保存著佛教遺跡。北魏太和十年(486)遷都洛陽，從此洛陽成為北方的佛教中心。除了當年龍門石窟寺保存的佛教遺跡外，《洛陽伽藍記》一書還保存了當時佛寺舞蹈的資料，如:

景明寺。八月節(jié)。京師諸像(佛像)，都來這座寺廟。梵樂法音，喧鬧天地，百戲騰翔，所在地平行。

景興尼寺。有金像戰(zhàn)車，去地三丈。飛天伎樂，望云表。像出來的那一天，常詔羽林(軍)100人舉起這樣的畫像，絲竹雜伎都是由旨(皇帝命令)給(調(diào)撥)的。

景樂尼寺。至于六齋，常設女樂。歌聲繞梁，舞袖緩緩轉(zhuǎn)動，絲竹鮮艷，和諧入神。召集音樂，炫耀寺廟。奇禽怪獸，在宮殿里跳舞，在空中幻想，世界前所未有。

這些寺廟在佛教或民間節(jié)日上有盛大的音樂和舞蹈表演，包括佛教音樂、世俗音樂和各種幻想，表演者包括藝術和尚、政府藝術家和社會專業(yè)藝術家。一些藝術和尚也擅長一般的音樂和舞蹈。例如，法云寺有西部烏昌僧侶曇摩羅，是表演幻術的大師。寺廟的宗教活動也是社會上的娛樂活動。

隋朝宮廷設置的七部樂和九部樂中，西涼樂有舞曲《于和佛曲》，是新疆和田地區(qū)的地名；天絲樂有舞曲《天曲》和《天曲》。可見此時，一些佛曲在社會上已經(jīng)流行起來，其中更具代表性的是宮廷燕(宴)樂節(jié)目。寺院是傳播佛曲的主要渠道。當時開始出現(xiàn)的法曲屬于中原傳統(tǒng)音樂，但吸收了宗教音樂(主要是佛教和道教)的因素。

唐朝成立后，宮廷仍沿用隋朝的九部樂，增加到唐太宗。其中，天竺樂的音樂家和舞者都穿著法衣，音樂和舞蹈必須有明顯的佛教色彩。唐朝是中國佛教發(fā)展的全盛時期，寺廟眾多。一些大寺廟是宗教和娛樂活動和商業(yè)活動的地方。

唐高宗時，智九部樂及京城諸寺祈禱旗蓋眾伎，送玄奘及翻經(jīng)像，諸高僧入住慈恩寺。這里伎可能包括諸寺中的藝僧。藝僧中有許多高手，其中唐德宗時段善本是最突出的。古代傳說，長安的東西兩市祈雨，比賽音樂，都是琵琶演奏的六。西市段善本賽過東市以琵琶著稱的康昆侖，成為藝術界的故事。詩人元禎的《琵琶歌》稱贊段善本的弟子李管兒說：段師弟子數(shù)十人，李家管兒稱得上足。管兒還在彈《六樣》，《六樣》還在一路上。猿鳴雪秀來三峽，鶴望晴空聞九霄。管兒彈出如此優(yōu)美清爽的《六樣》曲，能讓人想象善本的藝術修養(yǎng)和風格。

唐代寺廟中宗教和音樂活動的發(fā)展與統(tǒng)治階級的倡導密不可分。唐一宗時，（佛）生日，宮殿彩色寺廟，宮廷演員李可和嘗教數(shù)百人做菩薩蠻隊，做菩薩蠻舞，如佛誕生。宮廷尊重佛教，當然會影響寺廟。

在長安的大寺廟里，通常有一個戲場。唐宣宗大中時期(847-859)，劇場多集慈恩(寺)于一體，小人物在青龍(寺)，其次是推薦福(寺)、永壽(寺)。劇場里有哪些活動？大概有樂舞、俗語、歌舞劇、雜技幻術等等。

甘肅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量關于唐代音樂和舞蹈的壁畫，在那里發(fā)現(xiàn)的大量文件中，有樂譜、舞譜、曲子詞、變文等，為唐代音樂和舞蹈的研究和音樂文學提供了重要的信息。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寺廟保存使用的，有些作品是僧侶的手，可以反映當時寺廟音樂活動的內(nèi)容。變文有三種形式：只唱不說；有說有唱，占多數(shù)；只說不唱。前兩類都是用音樂唱的，后一類與音樂無關。變體的內(nèi)容可分為四類:(1)大部分是宣傳佛教的；(2)宣傳佛教時，增加為當時人祈功德的文字；(3)宣傳佛教時，穿插說唱歷史或民間故事傳說；(4)說唱當時人或歷史人物的故事。唱變文，一般在寺院，有時也在達官貴人的宅里。敦煌是當時中國西部的佛教中心。雖然寺廟的宗教和娛樂活動的規(guī)模無法與長安和洛陽的寺廟相比，但根據(jù)這些材料，我們也可以想象當時中原的寺廟。

隨著唐代佛教音樂的發(fā)展，南北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:江南只以纖婉為工，北方都以高深為盛。這是大致情況。比如細分，關內(nèi)關外，吳蜀白辭，各有所長，贊多種。地域特色越來越明顯。

唐朝以前，民間音樂的收集、整理和傳播主要掌握在政府藝術家手中；在北宋，它主要掌握在民間藝術家手中。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。無論是北宋首都汴京(今開封)還是南宋首都臨安(今杭州)，民間藝人都非常活躍，已經(jīng)形成了自己的團體，有一個固定的表演場所，叫做瓦或瓦肆。這樣，寺廟里的場景就轉(zhuǎn)移到了瓦子里。然而，寺院仍有定期的宗教和音樂活動。后來，大寺院里有舞臺和廟會。傳統(tǒng)和世俗音樂以及少數(shù)民族和外國音樂仍在佛教音樂中不斷吸收。例如，在明永樂15年(1417年)和尚編寫的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名曲》一書中，中國大陸有300多首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。比如《有靈相之曲》就是《蝶戀花》，《慶太平之曲》就是《嘮叨令》，《求尊勝之曲》就是《斗鵪鶉》。《蝶戀花》原本是宋詞調(diào)，《嘮叨令》原本是元曲調(diào)，《斗鵪鶉》是流行音樂。此外，還有13首不像漢語的樂曲。例如，《滅受想之曲》是《唐沙格》，《離言悅之曲》是《忽賽尼》，《唐沙格》是維吾爾族的《十二木卡姆》之一，《忽賽尼》是波斯(今伊朗)伊斯法罕曲調(diào)中的一首。這本書的序言要求僧侶和徒弟諷刺，即根據(jù)世俗音樂的聲音，諷刺佛名，目的是利用世俗音樂傳教。

另一個例子是:明正統(tǒng)十一年(1446)建立的北京智化寺，保存了清代傳抄的大量管樂譜，僧侶可以演奏。有的曲調(diào)來自唐宋詞牌和元明南北曲牌，有的是民間器樂牌。

寺廟保存的音樂內(nèi)容豐富，是文化遺產(chǎn)的一部分。我們應該收集、分析和研究，從中吸收有用的東西。